中国完善出口管制制度的治理现代化解释——兼评“下一个美国”论
戚凯;近年来，中国在出口管制领域持续推进立法与配套制度建设，其适用范围和治理工具箱也随之扩展。这一变化在国内外舆论中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有观点炒作，将中国相关举措解读为效仿美国做法，认为中国正走向美式“长臂管辖”和单边制裁道路。此类判断忽视了中国出口管制制度的历史演进路径、治理背景及其制度设计逻辑，也脱离了治理实践及其效果的现实基础。通过回溯中国出口管制的历史形成过程，梳理近年来制度体系化建构、工具运用边界与重点领域实践，可以发现中国出口管制的系统扩展并非突发性政策转向，而是嵌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践。其根本取向具有明显的防御性和规范性特征：对内是要应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命题，对外则是回应发展与安全威胁加剧，切实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并寻求以规则方式参与全球治理。由此，将中国出口管制简单类比为“下一个美国”，在制度逻辑和实践效果上均难以成立。中国出口管制制度的调整与发展，更应被理解为一个与国家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相适应的持续治理现代化进程。
不确定性与全球南方制度型开放
李平;贾松;徐丽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纵深演进，全球不确定性在经济政策、地缘政治、供应链等多重领域交织蔓延，使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发展面临严峻的外部不确定性环境的同时，还要解决内部技术依赖、债务高筑、规则错配、治理困难等结构性困境，深刻制约了其发展进程。面对发展难题，中国不断探索从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不仅表现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而且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合作机遇和经验借鉴。围绕这一实践，中国可以同全球南方国家在产业升级与技术转移、债务风险化解、规则双向对接、全球治理协作等方面深入交流合作，为全球南方国家疏解国内困境和抵御外部冲击提供破解路径，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提供兼具实践价值与示范意义的南南方案。
进攻性收缩：特朗普2.0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论析
赵明昊;王叶湑;2025年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标志着美国战略方向的显著转向，宣告美国不再延续冷战后以自由主义霸权为核心的全球领导路径。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家安全战略调整呈现出鲜明的“进攻性收缩”特征，在收缩全球承诺的同时，运用更为粗暴的干预手段，增强对关键区域、关键领域和关键节点的控制。特朗普政府选择“内病外治”路径，将应对国内挑战作为重塑国家安全议程的基本出发点，核心关切集中于移民治理、权利保护和经济安全三方面。在被视为核心安全空间的西半球，美国以极具进攻性的方式强化地区掌控力，试图构建具有“新门罗主义”色彩的美洲堡垒。为在全球事务中优化成本与提升回报，特朗普政府务实调整了大国竞争路线，力求压缩盟伴体系成本，对非核心区域事务实施选择性参与。
特朗普“新门罗主义”的霸权逻辑及其对中拉合作的冲击与应对
潘雨祥;2025年12月，特朗普2.0政府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凸显美国对其全球霸权地位的焦虑。该战略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主张通过排除西半球外竞争者对战略要害资产的控制，重塑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秩序。不同于以地理防御为导向的传统门罗主义，该推论已演变为进攻性外交政策，突破了国际法上的主权平等与不干涉原则，并剥夺了后发国家的发展权。面对新门罗主义的压力，拉美地区国家将被迫重新审视甚至压缩对华合作空间。为维护国家在拉战略利益，中国应坚持以契约精神和发展导向为基础的平权合作理念，立足中拉供需互补的客观现实，构建基于风险评估与分类施策的新型中拉关系：对屈从美国压力的国家保持审慎务实的经贸合作，对中立乃至持反霸权立场的国家则积极争取并深化利益嵌入，以互利共赢的方式消解新门罗主义的排他性霸权逻辑。
兼济天下还是富而不仁：跨国企业在全球治理的角色与作用
韩永辉;沈晓楠;随着全球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环境的深刻演变，跨国企业逐渐从“被治理者”转向“治理者”，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主体。然而，受企业利益结构与战略目标差异的影响，跨国企业往往扮演支持者与阻碍者的双重角色。基于“能力-意愿”分析框架，本文通过典型案例比较，系统考察跨国企业对全球治理产生差异化影响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跨国企业的策略选择取决于能力约束与意愿激励的博弈权衡。当企业具备高能力以降低参与成本，且预期的制度红利或合规风险足以覆盖投入时，企业更倾向于支持并参与治理；反之，当能力不足导致参与成本过高或缺乏有效激励时，企业则通过游说和制度博弈阻碍治理进程。因此，推动跨国企业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关键在于通过制度设计促进市场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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