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中美国际制度竞争
马宋若文;周方银;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国际制度竞争成为中美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中美国际制度竞争包括制度内竞争和制度间竞争，本文从经济、安全、价值观领域选取不同的案例，对中美制度内竞争和制度间竞争进行了分析，认为中美国际制度竞争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竞争态势加强，竞争领域扩大，牵涉的国家增多；中美参与国际制度竞争的动机存在明显差异；中美在国际制度领域针对对方的政策力度存在很大不同；与制度内竞争相比，制度间竞争越来越成为中美国际制度竞争的主要形式。
合规路径锚定、属性争议厘定与货币权力约束——美国加密货币三大核心法案的体系化建构与战略协同
胡子南;张雪领;美国2025年出台的三项核心加密货币法案共同构建了一套全面的数字金融监管体系。《GENIUS法案》为稳定币建立了联邦层面的发行许可制度，要求以高质量流动资产1∶1支撑并履行严格披露义务，旨在将美元稳定币纳入合规轨道并巩固其全球主导地位。《CLARITY法案》通过创设“数字商品”法律类别厘清加密货币属性，将比特币、以太坊等去中心化资产划归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并设置从证券到商品的属性过渡机制，意在解决长期存在的监管冲突问题。《反CBDC法案》则明确禁止美联储未经国会授权发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强调保护金融隐私和防止政府监控，目标是维护商业银行体系稳定并为私人稳定币发展保留空间。三者共同形成了合规路径锚定—属性争议厘定—货币权力约束的三维监管体系，体现了美国在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市场主导与制度规范之间的平衡策略。
大国竞合背景下小国参与全球数字治理的话语权建构——以新加坡在DIF和DEPA中的话语权建构为例
杨值珍;刘洋;全球数字治理通常被认为是大国“范式竞争”的舞台，小国只是“规则接受者”。然而，新加坡的实践挑战了这一认知，其在大国竞合背景下成功建构了与其体量不匹配的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基于“制度赋能—关系强化—结构反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通过对新加坡主导《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DIF）和创设《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的案例剖析，可以发现，新加坡的成功在于其协同运作三种权力，形成了一套循环强化机制，巩固并强化了其作为“议程设置者”与“规则塑造者”的复合角色。这一“小国大作为”的实践为其他类似国家提供了寻求数字治理话语权的新路径，也对推动全球治理秩序向更加多极化和包容性方向演进提供了有益启示。
全球治理的议题分类与立场表达——基于联大投票数据与主题建模技术
李畅;黄雨洁;联合国大会中各成员国的表决立场及其所形成的投票格局是国际组织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长期以来，联大投票记录被用作观测各国政府外交立场的指标，但其蕴藏的丰富信息还可揭示其参与全球治理的真实态度。无监督机器学习中的主题建模技术可替代传统的联大议题分类方法，更为全面、精准地实现议题聚类，以推进联大数据使用场景出现质性转换。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奉行更加积极有为的外交策略，借助主题建模技术将2013—2022年间的879份联大表决议案聚类成24个议题，可资学界观察全球治理的议题热度及其他国家与中国的立场差异。研究发现，涉核、人权、巴以问题等议案数量最多，涉雇佣军、解除制裁古巴、全球公共卫生等议案数量最少；此外，俄乌争端、打击跨国犯罪及全球公共卫生等议题变动明显；最后，在国家立场方面，中国与美国差异最大，与西方国家也明显不同，与广大发展中国家非常接近。
战略竞争背景下的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基于损失规避理论的分析视角
杨卫东;李翠冉;近年来，美国对华战略心理逐渐由战略自信向战略焦虑转变。美国对华战略心理的转变有着复杂的内外原因。为此，本文提出损失规避与战略焦虑相结合的心理学分析框架，将损失规避理论与国家战略心理联系起来，认为大国在损失规避的影响下出于对既得利益与地位的本能保护，以及对威胁感知的过度放大，引发了战略焦虑。战略焦虑进一步驱动国家采取过度反应，强化了这种战略心理循环。美国作为全球大国，同样受到损失规避的影响。出于对既有优势的本能保护和对中国威胁感知的过度夸大，美国逐渐产生战略焦虑，具体表现为对华战略不自信、对华认知的激进性和对华政策的盲动性，这种心理反应加剧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紧张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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